1951年2月，毛泽东提出：三年准备、十年计划经济建设。

随后，成立了由周恩来、陈云等组成的领导小组，组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。

周恩来在解释这个时间表时说：不能把时间说得那么准，马克思主义不是刘伯温的推背图。

工业化是毛泽东的心愿。

早在1944年，毛泽东就设想到了，他在给博古的信中说：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是机器，不是手工。

但是，此时毛泽东的心中还没有借助苏联的概念，他所设想的，其实是我们改革开放政策所走的路：

工业化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。必须经历漫长的、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。

借助外资发展经济！

这是1944年8月啊！再一次为毛泽东的超前思维所折服。

时间发展很快。

到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仿照苏联的发展模式了。

1949年7月，毛泽东在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中说：联共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，我们必须向联共学习。

1950年3月，毛泽东访问苏联回到沈阳，跟大家谈他参观苏联各地大工厂留下的深刻印象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，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。

然而，最能打动毛泽东的还是斯大林的话。

斯大林说，从轻工业起步，过程太缓慢，社会主义不能等待五十年，必须在十年之内跑完这段距离。

苏联快速工业化的成功，对毛泽东具有极大吸引力。

这时高层还没有取得共识。

从1950年到1951年春夏之际，刘少奇都在强调发展农业和轻工业。刘少奇希望通过轻工业实现两点：积累发展资本、改善民生。

并且，周恩来是赞同刘少奇的观点的。

在高层中，公开支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是高岗。

高岗连续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署名文章，强调要依据毛主席的指示，走俄国人的路。

高岗把刘少奇和周恩来划为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。

事实上，高岗的高调，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并没有太大的影响。

真正改变刘少奇和周恩来的，是朝鲜战争的爆发，以及随之而来的苏联援助。

朝鲜战争，深刻的改变了我们国家。

首当其冲的是加强国防力量的紧迫感，而且西方对中国的封锁，使得我们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要求更为迫切。

高层的意志得到了统一。接下来就顺利了。

第一个五年计划，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。

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看得十分透彻。

1952年1月16日，张闻天给周恩来写信，提出中国今后的工业化方针，必须完全依靠与信赖苏联的援助，从一开始就建立最现代化的工厂。用不着走弯路，用不着摸索又摸索。

毛泽东对这封信非常重视。

毛主席批示中央会议讨论。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多次会议，最终确定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、轻工业为辅，力求迅速的方针。

1952年8至9月，周恩来、陈云、李富春等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，商谈一五计划中需要苏联援助的141个工业项目问题，中心环节都是重工业。

毛泽东选择仿效苏联模式，这种仿效是整体的：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，全面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国有化，建立单一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经济模式。

这种观念支配了中国后续几十年的制度安排。

周恩来说，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，更不用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。

周恩来说，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，不然一旦风吹草动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。

苏联模式的一个缺点是，中国陷入了公有制不断升级的陷阱。

1953年，因粮食收购危机而引出的统购统销政策，是中国经济计划化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步。

关于农民粮食惜售，可以参见农民的牺牲。

许多干部同情农民。因为他们本身就出身于农民。

1953年1月，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携杜润生进京，组建中央农村工作部。邓子恢任部长，杜润生任秘书长。

毛泽东对邓子恢说：调你来做农村统帅。

然而，毛泽东很快发现，邓子恢与自己并不合拍。与土改时的激进主张不同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步骤上相当谨慎。

河北省女副省长薛迅、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也坚决反对统购统销。

在党外，意见最为激烈的是梁漱溟。

1953年9月12日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，毛泽东提出了“大仁政”与“小仁政”的说法。

为了长远利益，不能不牺牲一些眼前利益。也就是必须让农民做出牺牲。这就是毛泽东心中的大仁政。

党内普遍把根本解决粮食问题的希望，寄托在实行农业集体化上了。

1954年5月5日，毛泽东告诫邓子恢，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，否则又要作检讨。

这是毛泽东发出的一个严重信号。

1954年7月31日，毛泽东主持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，在会上做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》报告。毛主席不点名批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走路。

1954年9月，刘少奇在宪法草案报告中说：

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。